大学生写家史｜农家的故事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沿着省道一直走，走过第一座桥后，就会看见一条小路，再沿着小路一直走，看见一块黑板后就停下，对面胡同里第一户就是咱家。”小时候，爸爸每次带我回老家，总会在车上告诉我回村的路，在他的反复念叨下，这句话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就算现在村里修了一条更宽敞、更平坦的路，我还是喜欢走小路。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也是通往祖辈记忆的路。

一

我的祖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村名叫“米家院”，有意思的是，米姓只是村里的一个小姓，姓李的人家才是村里的绝大多数。据老一辈人讲，村子原来是叫“李家院”，后来有一户姓米的看着这地方好，就在这儿住下了，他们在朝廷里有势力，把村名改成了“米家院”，自己当起了地主，原来生活在这儿的李姓人成了佃农。往前追溯好几代，祖辈一直在务农。农民的生活，不过是芒种收小麦，收完小麦种玉米，寒露前后收玉米，收完玉米再种小麦，周期循环，年复一年，生活跟着庄稼走。现在，老爷爷留给爷爷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种地时的黑背脊。

爷爷是家里的长子。1950年的秋天，爷爷出生了。当时，老爷爷在地里忙着秋收，家里只有老太太和她的婆婆两个人，太太肚子疼得突然，来不及去地里找老爷爷，自己在家里生下了爷爷，老爷爷下地回家后，他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平安降生，正安静地躺在炕上睡觉。爷爷出生之后，太太开始在家里专心地照顾孩子，很少跟着老爷爷下地干活了。

直到村里开始把各家各户的土地收归国有、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太太才重拾种地的老本行。太太每天把爷爷放在竹筐里，背着爷爷下地干活。太太和老爷爷种地，爷爷就在地里拾柴火——家里烧火做饭时会用到，拾累了就和旁边的小孩玩。当时，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去种地，孩子太小，单独在家大人不放心，但是地里的农活也不能耽误，否则就会被生产队扣工分，工分扣多了，一家人可能吃不饱饭。爷爷和小伙伴们在地里疯跑，在庄稼地里捉迷藏、在地上画画，夏天逮蚂蚱、麻棱（蜻蜓）和知了猴（蝉蛹），大一点后，就开始去河边抓鱼、上树掏鸟蛋……只不过，像爷爷这样贫农出身的孩子从来不会跟富农家的孩子一起玩，也几乎不和他们说话，用爷爷的话来讲：“这些孩子不被欺负就算是好事哩！”

在爷爷出生后的几年，太太和老爷爷又生育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爷爷作为家里的老大哥，经常领着弟弟妹妹们在村子里玩。爷爷说，有一次他们在村里闲逛，发现村里南面洼地上支起了一个“小土炉子”，随后，他们在北面也发现了一个，对于幼时的爷爷来说，土炉很高，比家里的屋顶还要高，他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几天后，爷爷就看见老爷爷把家里的所有的铁器物——铁锹、铁锅、铁勺——都拿到了土炉那儿，交给了旁边一个看守的小伙。小伙把铁器扔到土炉子里，等铁化了再倒出来，钢铁就这么“炼”成了。与炼钢的好奇相比较，爷爷当时更关心的是家里做饭的家伙什都没了，该怎么吃饭？从此之后，每天一到饭点，爷爷和弟弟妹妹轮流去公共食堂里打饭，饭菜还是和平时家里吃的差不多——咸菜、饼子和稀饭。由于食堂地方有限，打完饭后人们都得端回家吃，等打饭的人到家之后，饭已经凉了，冬天的时候尤其明显。过年的年夜饭是个特殊，那一天，全村的人都在五更起，一起挤在公共食堂吃饺子。爷爷说，本来饺子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一年吃一顿，一顿盼一年，可是在公共食堂吃的那顿饺子，是他吃过的最难吃、最不喜欢的一顿，好多饺子都粘锅煮坏了，食堂里调的饺子馅他也不喜欢。公共食堂办了一年左右就解散了，爷爷听到后很高兴，因为他终于不用再吃第二顿这样难吃的饺子了。

可是食堂解散之后，爷爷又怀念起了有食堂的日子。地里庄稼没收成，各家各户都揭不开锅，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只要有吃的，太太总是先紧着小的孩子吃，爷爷挨过的饿远远多于弟弟妹妹们。爷爷吃过棒子核（玉米的核）做的饼子，吃过混着野菜的糠，这些都没了之后，就去吃树皮、树叶子、草根。“吃的这些东西都拉不出屎来，人们就拿着棍子往外拨拉。”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那时候小孩饿得透过肚皮能看见肠子。”

爷爷小时候还有一次挨饿，是1963年闹洪水。从1963年5月中旬开始，整个华北地区的天空一直被乌云笼罩，瓢泼一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一个多月。大雨造成了岳城水库的决堤，多余的水只能向外排放，但新中国的水利设施尚不完善，狭窄的河道承载不了太多的水量。时隔60年，爷爷仍能清楚地记得1963年6月24日发生的事情，这一天，洪水顷刻间席卷了村子，家里的土房被冲塌，一眼望去，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一家人带着在水里捞起来的所剩不多的碗盆到房子没被冲垮的人家去借宿，今天在这儿住一晚，明天在那儿住一晚。没有粮食了，村里的人只能靠着政府空投救济粮生活，投递的红薯干、萝卜丝一到，人们就一窝蜂地拥上去领。在村子被淹的那几个月里，爷爷抢不上饭或者实在饿极了的时候，就在水里逮小鱼吃，撒上点盐巴，放在清水里一煮，“鱼汤”就熬好了。

三个月后，大水逐渐退去，人们的生活陆续回到正轨，老爷爷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盖起了房子。为避免再次发生这样大的洪水，国家决定“根治海河”，老爷爷响应号召，跟着村子里的人外出修河道，因为机械化还未展开，修治河渠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力，人们拿着小车一点一点推土，进度很慢，修理河道的工程量又大，所以村里年年组织，老爷爷年年去，一走就是几个月。

现在回忆幼时的生活，爷爷总是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事情，吃不上饭，穿的也破破烂烂，也没什么可玩的东西，听敲鼓、村里公放电影就算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了，不仅单调，次数也少，鼓只会在过年的时候敲一场，看电影有时候要跑好远，好位置还要靠抢，要不什么也看不见。爷爷小时候日子确实很苦，他的整个童年几乎都隐埋在时代的阴影下。

二

时间来到了1966年的秋天，这一年，爷爷刚刚升入初中。开学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校停课闹革命，除了地主富农家的孩子，学生们都成了镇上的红卫兵，爷爷也不例外。但是，整个村子独他一人作为代表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骄傲最自豪的事情。

因为从县城到北京的距离相对较近，镇上一开始通知爷爷要走着去北京，带好自己的被子，以便在路边休息。但在县城集合完毕后，领队的老师告诉大家最终还是决定坐火车去。1967年10月，从未出过镇的爷爷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爷爷回忆，当时路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俺们中间还在天津待了一宿。”出天津火车站的时候，人实在太多了，爷爷感觉脚还没沾地，就被挤出来了；出站后，爷爷从家里带来的茶缸已经被挤变了形，他心疼自己的小缸，但除了自认倒霉也别无办法。为了能够在接到通知后立刻出发去北京，爷爷他们便一直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夜里就在广场上躺下眯一觉，他们自己带的被子在这时派上了用场。当时广场上还有从南方来的同学，他们穿得很薄，也没带被子，夜里只好凑过来挤在爷爷他们的被子里。

到达北京后，爷爷发现，这儿遍地都是人，住宿都困难。爷爷一行人扯谎说一路上都是走着来的，接待站的领导看他们背上背着被子，信以为真，马上把他们安排到空军学院住宿。到了空军学院，每个人要先去领取出入证和乘车证。空军学院的食堂很大，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百口人吃饭，伙食也很好，有馒头、米饭、各种菜，有的菜里面还有肉，这些大部分都是爷爷在家吃不到的饭菜。早上一睁眼，爷爷就拿着饭盆去打饭，吃完饭后马上上车，司机会在一个天安门附近的小树林前停车，下车后，爷爷出示他的乘车证就能免费乘车去北京各个地方。爷爷除了跟着队伍去北大、清华等高校看大字报、“学经验”外，还和几个人搭伙去了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等景点，把北京几乎逛了个遍。爷爷说，他们到哪儿都是不收门票随便进的；逛累了就在接待站里吃饭，吃饭也不收钱。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后，爷爷这批才收到毛主席接见的通知，正式接见前，为了熟悉接见流程，他们还特意排练过两三次。爷爷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接见第五批，轮到他的时候就是第八批，也是最后一批了。

坐火车回来的时候，领队的老师还提议去上海。火车路过县城，大家都说想先回去看看，去上海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回家之后，再想出来就难了，政府要求外地的红卫兵都回到本地，学校开始复课，爷爷感觉“文革”有了要停歇的迹象。爷爷没有选择再次踏入校园的门，他的学生生涯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年里，爷爷给村民记过工分，也去铁工厂里干过翻砂。

1970年，爷爷报名参了军，正是这个决定，使他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摆脱农民身份的人。当时国家实行的是义务兵制，适龄青年都必须报名并进行参军体检，地主富农家的孩子除外，“成分论”在这时候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们过不了政审，想当兵都去不了。体检合格了之后，愿意去当兵的人就去镇上找武装部长表达意愿，这样会得到镇上的优先考虑，那一年，爷爷所在的镇上一共去了50多个兵。其实，老爷爷和太太并不支持爷爷去当兵，1970年正值中苏关系交恶，边境随时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家里刚托媒人给爷爷说了亲；但爷爷执意要出去见见世面。赶在爷爷参军走之前，爷爷和奶奶匆忙地结了婚，他们没有举办任何仪式。

到了离家的日子，爷爷穿着镇上发的崭新的军装和球鞋，胸口戴着大红花，背后背着镇上发的新被褥，口袋里揣着奶奶和太太烙的饼子，在新婚媳妇和爸妈的目送下离开了，他坐着汽车来到县城，又在县城与一同参军的老乡们搭乘火车，前往他的军队驻地——张家口。

爷爷参军时的照片

三

新兵入伍首先要集中训练三个月，三个月后新兵分流，爷爷被分到了修理所，从最基础的清洗零件做起。冬天是爷爷最难熬的季节，用汽油洗完零件后，手经常会被冻得没有知觉，但爷爷依然在坚持。部队老兵看爷爷老实肯干，也愿意把手里的技术教给爷爷。爷爷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多，他从新兵蛋子一步步往上升，最后成为了部队里的十级技师，职位相当于副营级，工资也从第一年的一个月五块涨到了一个月五十多块。

爷爷（第二排右侧）与战友们的合照

在外参军的爷爷记挂着家人，每逢一年一次的探亲假，爷爷总会捎着礼物回家。爷爷说，第一年回家探亲时他用自己焊的油桶装了十斤红麻油带回去，后来回家是带棒子面，升了干部后就经常带着五十斤大米和十斤油回家，村里人看见了都羡慕，说太太生了个好儿子。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书信成了亲人间联络的唯一方式，爷爷和家人在信中讲述近期发生的事情，一封封家书里，承载着爷爷与家人间彼此的思念和牵挂。在书信中爷爷得知他的弟弟妹妹们陆续结婚成了家，爷爷遗憾自己在外没办法参加，但没落下每一位弟弟妹妹的新婚贺礼。

1978年，我的爸爸出生时，爷爷也不在家，他是通过书信知道这个消息的。爷爷常年在外，在爸爸的童年生活中，父亲这个角色始终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后来，爷爷在信里知道，二爷爷、三爷爷家的孩子也出生了。二爷爷家里有一个儿子，三爷爷家里有两个女儿。三爷爷家的二女儿出生时，因为超生，被村里罚了款。爷爷知道后，把钱邮回了家里，替三爷爷解决了这个麻烦。

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太太照顾着孙子孙女，还操持着一大家子的伙食，爷爷心疼自己的老母亲，在他一次探亲回家时，索性和两个兄弟分了家。兄弟仨商量好，通过抽签选宅子，抽中老宅的要照顾太太和老爷爷，家里的锅碗瓢盆、干活的家伙什、被子枕头等能分的一概平分。爷爷抽中了老宅，从那以后，太太就一直和我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实际上，因为爷爷在外参军或工作，太太更多的是由奶奶照顾。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吹到了小镇里，生产队全部解散，土地、农具、牲口全部分给农民。当时，爷爷在部队上，并没有参与这件事。爸爸说，队上分给了家里三块地，太太的、奶奶的和他的，还分给了一个骡子；二爷爷家里分到了三块地；三爷爷家里分到了四块地。家里分到的这三块地，一直都是奶奶一个人种。

奶奶干活勤快利落，也会种地，地里的收成往往不错；爷爷在部队上的工资也不低，分了家之后，我们家的日子逐渐有了起色。爸爸偶尔奢侈一把，能吃上一毛的冰棍，逢年过节家里的饭桌上有了肉馅饺子。上世纪80年代，村里掀起了“电视潮”，爷爷一前一后为家里添置过两台电视。一开始是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的，没过几年，又出了彩电，爷爷托人抢着预订电视，用1000多块钱换了一个14英寸的彩电。爷爷算是村里买彩电比较早的，他小时候受过精神贫瘠的苦，所以从不吝啬在这方面花钱。

四

爷爷说，他本以为自己会在张家口当一辈子兵。他曾规划着把我的爸爸接到张家口上小学，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也设想过一家人最后会在张家口定居，给妻儿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可是，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爷爷的计划终究没能赶上时代的变化。自1985年年中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和爷爷一同来部队的老乡们在这段时间里陆续复员回家了。爷爷被调去了装甲修理营。之后，再被选拔上来的新军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小学毕业的爷爷只能算个“土专家”，与这些新军相比，爷爷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于是，爷爷放弃了晋升副团的机会，在完成上级分配的训练新兵任务后，正式退伍回家了。

退伍回家后，爷爷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工作。尽管那个时候国家承诺退伍军人工作包分配，但是要想有一份称心的工作，实际上还是要靠自己，国家也鼓励自己主动找工作。在战友的帮助下，爷爷来到了交通局的下属单位公路站上班。爷爷住在村子里，上班的地方在县城，二八大杠自行车是爷爷上下班的唯一交通工具，每天，他骑着他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早上摸黑走，晚上摸黑回，奔波在20多公里的路上。爷爷上班忙，家里的一切事都是由奶奶操办的。

1987年，我的姑姑出生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爷爷被罚了款。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一年是爷爷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姑姑的到来使爷爷实现了儿女双全的心愿；勤劳的媳妇在家里侍候着母亲、操持着家务，爷爷没有家庭琐事的烦扰；自己的工作已经稳定，虽然每天上班辛苦，但工资不低，每天过得也充实满足。

就在姑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大姑奶奶——也就是我爷爷的大妹——因为生孩子难产去世了，留下三个无人抚养的孩子。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后，爷爷决定把三个孩子接到家里，自己照顾她们长大。爷爷说，那一夜，他始终没有合眼。床上的辗转反侧证明了他的纠结与担忧，他知道，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八口人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但是，这三个孩子的父亲也去世了，两个弟弟的生活条件又很差，他们没有能力在养活自己孩子的基础上再多养一个，这三个孩子只能由他来抚养了。生活向爷爷施加了重压，但是爷爷并没有向生活表示妥协和屈服，从此，爷爷工作得更加卖力，生活也变得更加节俭。无论刮风还是下雨，爷爷始终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工作单位，这样就可以省下来回坐车的交通费，四五年不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也是常事，饭桌上有什么好吃的饭菜，爷爷一定会先留给孩子们吃。在我三个表姑的生活中，舅舅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舅妈扮演着母亲的角色，我的爷爷奶奶抚养她们长大成人，到了她们该结婚的年纪，操持着他们的婚事，为她们添置嫁妆，看着她们成家立业。同时，对于爷爷奶奶而言，我的表姑早已不是他们的侄女，而是他们的女儿。

爸爸和姑姑的合照

大姑奶奶去世几年后，三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三弟——也生病去世了。从1995年秋三爷爷突然生病住院到1996年春去世的半年时间里，爷爷前前后后借给了三爷爷一万左右的医疗费。这一万多块钱里，不仅有爷爷所有的积蓄，还有他奔前跑后从单位和朋友那里借的零零散散的钱。九十年代，受国企改革的影响，爷爷的单位已经走起了下坡路了，爷爷的工资经常被拖欠，也出现过一连几个月不开工资的情况。即便如此，爷爷考虑到三奶奶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不容易，没有索要这笔钱，也从未向堂姑们提起，爷爷自己默默还完了所有钱。

三爷爷走后的第二年，我的爸爸有了参军的想法。爷爷并不支持爸爸去参军，他在部队上当了那么久的兵，知道部队训练严格辛苦，他不想让儿子再去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这一次，爸爸也没有听他父亲母亲的劝说，坚定地报名参了军。爸爸当兵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军队改革，服役年限由三年改为了两年。与爸爸一同去参军的战友们，有的在部队上待了三年，有的在部队上待了两年，有的在部队上待了五年。爸爸就当了五年兵。

爸爸参军时的照片

复员回来后，爸爸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是找工作。20世纪初，社会发展掀开了新篇章。当时，政府给爸爸安排了火柴厂、重工业局、粮食局三个地方，可以任选其一。重工业局是为“一五计划”而设，早已经名存实亡，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人们连重工业局的大门朝向哪儿都不知道”；去粮食局报到，就要去镇上的粮点工作，但是，国家早就取消农民交公粮的规定，现在粮点的作用是储存国家储备粮，职员的工作就是按时挪动粮食，别让粮食发了霉；去火柴厂上班，不仅赚得少，还会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一气之下，爸爸去了一个私人企业上班。爸爸说，因为这件事，爷爷不知道跟他吵过多少次。爷爷认为，爸爸应该去火柴厂上班，火柴厂也算一个国企，就算最后会倒闭，也一定会安置好失业工人，但是爸爸不理解爷爷的想法，只是觉得自己那么年轻，赚那么点钱实在憋屈了。爷爷终究没有说服爸爸。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爸爸的工作很不稳定：当过公交车司机，和堂姑夫一起出去做过买卖，在工厂里当过工人，也干过货物运输……但并不是爸爸一人有这样的经历，像他一样退伍后工作没着落的人有很多。直到2018年，政府进行了“退伍军人工作再分配”，爸爸在镇政府就职，工作才最终稳定下来。

五

2004年，辛劳了半辈子的爷爷终于迎来了他的退休时刻。退休后的爷爷悠闲地享受着美好生活，他开始自己在院子里种菜、每天早起去河边遛弯散步——这些是他以前上班时想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平日里和奶奶一起做些家务、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搓麻将……我的爸爸和妈妈在2003年结了婚，不久后怀上了我，2004年，全家人也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姑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学习上根本不用爷爷奶奶操心。岁月是如此的静好，谁知随后到来的便是一个惊天噩耗：奶奶得了乳腺癌，而且是晚期。这个消息对全家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爸爸说，我出生的那天，奶奶正在医院进行乳腺癌的手术，他奔波在我出生的医院和奶奶做手术的医院之间，因为着急，还弄丢了一辆摩托；爷爷坐立不安地守在奶奶的手术室门口，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老爸这么紧张。奶奶再次睁开眼后，小小的我已经出现在了她的身边。手术过后，爷爷决定让太太去二奶奶或者三奶奶那边住，他要专心地陪着奶奶，补偿她多年的操劳。在老家的河边上，人们经常能看见夕阳西下时一个老头牵着一个老太太慢悠悠地散步，那是我的爷爷和奶奶。医生建议奶奶常活动，但因为疾病的疼痛，她总是懒洋洋地不愿意动，这时，爷爷就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她出门。为家庭操劳了半辈子的夫妻，终于在这一段时间里体会到了幸福的具象化。

2006年，姑姑得了镇上的高考状元，成了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姑姑说，知道闺女考了状元的那个晚上，爷爷又一宿没睡着，只不过这次是高兴的。对于一直被疾病折磨的奶奶和一直为奶奶的病担忧的爷爷来说，这是他们这几年里为数不多的开心事。

2007年，奶奶最终没能抵过疾病的折磨，撒手人寰。自此以后，大部分时间爷爷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村子里生活，他说他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不想去县里。

再后来，我的弟弟出生了，姑姑也相继攻读完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了整村子里学历最高的人，是爷爷口中的骄傲；博士毕业后，姑姑和姑父结了婚，生下了一儿一女。现在，爷爷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回到家里，叽叽喳喳地围绕在他的身旁说话，冲淡老宅一年的寂静，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